2008年，这个时间现在正被中国奥运选手高频率使用。亚洲国家的传统，似乎更重视的是自己举办的奥运会。日本在1964年开启了这种传统。那届奥运会，日本选手的金牌数从过去最高时候的4块，陡然提升到16块，并将自己的名次也拉升到第三位。24年后，韩国延续了日本的传统。汉城奥运会，韩国金牌数名列第四(12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参加悉尼奥运会时，曾分析东道主优势，“可能会增加30%”。但以日本、韩国甚至悉尼奥运会时的澳大利亚为例来分析，增幅将远远超过这个比例。

国家体育总局1999年完成的《中国2010年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中定义“总目标”:“为参与下世纪中叶世界竞技体育‘第一集团’角逐奠定基础”。仅仅过去5年时间，当年课题组的组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肖寿章向记者描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们将会与第一集团决战”。中国体育界业内定义奥运会第一集团，基本指标是，“金牌数超过30块”。对四年后北京奥运会的展望，并非仅仅中国体育界人士乐观，《纽约时报》甚至猜测那时候中国“真正的目标”可能是金牌数第一位。

如果从这一层面观察，毫无疑问，中国正在步入大国时代。

不过，即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所描述的中国竞技体育，还是“并非强国”。在雅典奥运会新闻发布会上，袁伟民说，“过去，有人总是问我，中国算不算竞技体育的强国。也有人认为，悉尼奥运会，中国拿了28枚金牌后，就已经是竞技体育强国了。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游泳、田径、水上这些项目我们上不去，我们不能算真正的竞技体育强国。”

这或许是中国体育界业内人士的共识。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研究员任海推导说，“这些基础项目是需要基础，需要投入的。它们才是国家实力的体现。”不从奥运金牌数量，而从参与者的角度观察，“也只有这些项目才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健康素质”。

亚洲国家用奥运金牌彰显国家形象，对这一政府价值观的观察，首都体育学院的吕予锋分析，“金牌只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实力的象征，并不是实力本身”。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接受采访时，对此问题的分析很具趣味，“奥运金牌，你是真想拿还是假想拿。要假想拿，就把钱花在金牌上;要真想拿，就把钱花在群众体育上。”——但这一想法并不很容易被实行。

11年前，还在国家体委主任的任上，伍绍祖就分析过，“奥运战略不是金牌战略，不是奥运会战略。”同样的问题，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结束时，就被反复讨论过。或许在步入大国时代，中国奥运金牌制造体制、金牌与国民体质关系仍然是需要关注的议题。

奥运金牌的期待与计算

奥运会前热衷计算可能的金牌数量，看起来始于1988年汉城奥运会。

那届奥运会结束后，《半月谈》杂志披露说，“赛前预期的金牌数量是8～12枚”。结果，中国选手只获得了5枚金牌。作家赵瑜因此形容“兵败汉城”。作为《中国体育报》派去汉城采访的6位记者之一的缪晖描述当年的感受，“客观看，洛杉矶奥运会，中国获得15枚金牌把大家的胃口调起来了。但洛杉矶只能算‘半个奥运会’。”不过，这一层事实赛后再解释，多少不那么让人觉得理直气壮。

汉城奥运会是亚洲国家第二次承办奥运会，有趣的是，这次奥运会被广泛记忆的却是丑闻。加拿大选手本.约翰逊在100米跑出惊人的9秒79后，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同时取消世界纪录与奥运金牌。即使现在查询各官方奥运网站，紧随约翰逊丑闻的另一丑闻是韩国教练痛殴裁判。韩国选手道丁一在拳击台上多次击中对手、保加利亚的赫利斯，但由于道丁一矮了赫利斯一头，他击中的部位多数被判无效。最后，裁判判赫利斯获胜。早已按捺不住的韩国教练与助理教练冲上拳台，韩国官员也跟着上去，一阵拳打脚踢，裁判倒地。与记者一道回忆当年的汉城奥运会以及东道主之利后，肖寿章说:“当年奥运会，韩国将其亚洲对手锁定为中国队。”这是两年前开始的亚运会竞争后的一个延续——1982年，印度新德里，中国第一次取代日本，成为亚洲霸主——亚运会金牌第一国家。四年后，借着本国举办亚运会之势，韩国曾与中国展开亚洲老大之争，那次亚运会的结果，中国以一枚金牌的优势险胜韩国。“这些背景，增加了中国人关注金牌的动力。比较这20年来中国参加的奥运会，应当说汉城那一届最被关注。”但是这一次奥运会，中国选手没有给大家带来足够的喜悦。已经取得了五连冠、心理状态相对成熟的中国女排，竟在比赛中有一局输给美国队0比15。采访这一比赛的缪晖回忆当时已非主教练的袁伟民一段话，袁伟民当时说，“输可以，但不可以这么输”。

又过四年，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作为当时代表团官员的肖寿章回忆说，“当时预期的金牌数也就10枚左右”。由于汉城之鉴，中国奥运代表团自巴塞罗那始，赛前一直低调，“这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传统”。这一年也是1988年接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第一次带队参加奥运会，目前已经离开体育系统的伍绍祖，向记者这样谈及当年的奥运会，“我一点都不紧张。金牌多少有什么关系？”解释自己的不紧张，伍绍祖的理由很直接，“我是政治家，不是业务家”，“没有群众体育，拿再多的金牌有什么意义？”

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重新回到洛杉矶奥运会曾经达到的位置，金牌数第四位(16枚金牌)，接下来的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数量自然不再会那么马虎以待。当时中国代表团金牌主要的计算者肖寿章告诉记者，“我们内部讲，奥运会中国选手分三个序列。乒乓、跳水、体操、射击四个项目属第一序列，力争每个项目拿2块以上，总数8～10块;第二序列四个项目，游泳、羽毛球、女子柔道、田径，每个项目保证一块，总数4块;第三序列，射箭、自行车、击剑、举重(当时没有女子项目)、女排、女垒、女足全部加起来，争取1～2块金牌。这样，我们的低限是13块，高限是16块。”说到中国代表团自己的金牌计算方法，肖寿章还稍有犹豫，“当时，在一次很秘密的会议上，我讲力争12枚金牌，结果被报纸给报出去了。伍绍祖找到我说，如果拿不到这么多，拿你是问。”这一年，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金牌数是16块，达到了高限。

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秘书长的肖寿章，不仅要计算金牌数量，还要向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汇报。肖寿章创造出一种新的计算方法，“我汇报说，我们不应再像过去那样看大项，我们更细一些，算小项，一个小项一块金牌。如果算小项，我们有实力拿金牌的是31个”。这种计算方式，显然不是如此简单，它需要的是对具体小项更细致的分析，“在这些小项里，打分项目体操、跳水，直接判罚项目柔道、跆拳道，都涉及裁判因素。精准性项目射击、射箭，瞬间爆发性项目举重，则涉及心理因素。而直接对抗性项目乒乓、羽毛球，则与发挥有关。”这样一项项分析下来，肖说，“关键是因素是要对成功概率作一个准确估计”。后来定出来的成功率标准是60%。这样总局与下面各个项目组定的责任书，“签的就是18枚金牌的数量”。

细察那一年体育总局的内部讲话与报告，奥运会计算的不仅是金牌数，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则金牌数的名次。当时的结论是悲观的，“我们争取不低于前两届奥运会金牌数的目标是有可能的，发挥好了甚至可超过往届，但是能不能保住第四名是一个问题。”结果看起来，体育总局的计算仍嫌保守，这届奥运会，我们获得28枚金牌，大大超过预期，并名列第三位。已经从国家体育总局专职委员位置上退下来，转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的肖寿章没有赴雅典参加这届奥运会，他说，“现在的计算方法更复杂更细致了”。

金牌制造的体制之变

显然，奥运金牌并不是“计算”就能得出的。

1987年，曾任天津市体委主任的肖寿章，由天津体院党委书记位置上调任国家体委二司(球类司)任司长。这时候，国家体委在竞技体育方面已有训练竞赛一至五司，五个业务司。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直至1979年，曾任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长的王鼎华回忆说:“当时二十多年，抓竞技体育的只有两个司，军体司与运动司。”

变化始于1979年。10月，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在国际奥委会恢复——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伍绍祖回忆说，邓小平就提出了中国要申办奥运会。“不过，当时中国的条件实在是不行，无法申办。”伍绍祖说，“小平同志希望申办奥运，是从国家、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的。”1990年中国举办亚运会，在亚运会开幕前，伍绍祖陪邓小平考察亚运场馆，“小平同志又问我，你们什么时候申办奥运会啊？我把小平同志的这些话记录下来，向中央有关方面汇报了。这样形成决议，申办2000年奥运会。”

“重返国际体坛”，因此背景，国家体委决定，“鉴于运动技术水平落后已成为薄弱环节，而参加1980年奥运会的任务又迫在眉睫，我国一些项目还达不到奥运会报名标准，因此，今明两年，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这样，先前的两个业务司开始变化，最后除了上述五个司外，还增加了训练竞赛综合司。竞技体育从恢复开始走上正轨，成为体委最为重要的工作。

从竞技体育的专业角度观察，六个训练竞赛司所管体育项目，肖寿章说，“战线实在太长。而国家经费又有限，因此80年代就想减项目”。肖寿章所说的“减项目”，是减去那些非奥运项目。困难在于，肖寿章描述当时情形，“第一，这些非奥运项目夺取的世界冠军占到80%，而大家又都认为，搞竞技体育不能离开群众体育的支持，这些项目全运会不设项了，各省也都会砍掉”。利用全运会的竞赛杠杆调节全国布局，直至1994年终于完成。这一年决定八运会设28个比赛项目，除了武术，全部与奥运会接轨。肖寿章主持了当年的《奥运争光计划》起草，这一计划完成的“资源整合”，包括全运会项目调整，最为关键的目标即为奥运会。竞技体育职业化，即足球俱乐部制，也在此时开始启动。

稍后，1997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先前训练竞赛六个司逐渐变成二十多个项目管理中心，体育总局仅留下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两个业务司。而各个项目的经费，肖寿章说，“由过去国家投入，增加了项目管理中心自我运转与体育彩票部分补贴。”逐渐调整与改进的体制，保证了奥运金牌的顺利与正常“生产”。

事实上，那一年的机构改革方案里，有一种设计是将国家体委并入文化部，成立文体部。记者就此方案请教当时的体委主任伍绍祖，得到肯定的答案。“现在大家认为是我反对这一方案而使之搁浅。但事实上，我是赞同这一方案的。可能体委系统只有我一个人赞成。也可能因此而没有最终采用这一方案，大多数人不赞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