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走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之时，新中国出现了“内忧、外患”的困境，国家安全受到世界两大阵营的威胁。在国内，“文化大革命”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严重混乱，使成新中国外交受到很大程度的干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主要有3个方面的影响：第1，中国外交的正常决策和运转秩序被打乱，许多工作陷于混乱；第2，中国同多国正常的外交关系难以为继；第3，在国际斗争中扩大了打击面，在发展中国家丢掉了一批朋友，孤立了自己。在体育上，运动员正常训练的权利被剥夺，体育交流活动被终止，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已经看不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集团，从东、南、西三面完成了对新中国新月型的封锁包围。中国的北面，建国之初曾经是新中国依托的重要盟友苏联，由于对中国的控制不成，中国又对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十分反感，引发了中苏两党关于国际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意识形态大论战，最终在60年代末爆发了边境军事冲突。此后，苏军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威胁开始超过美国，上升为第1位。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威胁，中国怎样在夹缝中生存与发展，必须对新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重新整合，我们不能两面作战。而在这个时候，美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权衡，美军在印度支那（越南战场）陷于了泥塘，实力受损。在整个国际大局中，苏联处于攻势，而美国处于守势，也希望借助中国来牵制苏联。早在1967年，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有一段话：“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10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毛泽东当时就注意到了美国人与中国的敌对状况有松动的迹象。但中美两个国家毕竟在敌我对峙中抗争了30年，怎样来化解矛盾，又不失脸面和尊严。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双方都作了一些姿态，但没有达到明朗的目的。探索和寻找双方接触的途径和方法是两国政治家、领导人共同关心的难题。这个时候，被停滞的中国体育运动训练和参与国际比赛开始恢复。体育外交也随之为解决国家的安全和危机发挥起她独特的作用。

1971年，第32届世界兵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在参赛的美国兵乓球队抵达日本之前，美国国务院颁布决定，取消了对美国人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限制。比赛期间的4月6日，毛泽东主席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并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佳例，被誉为“小球转动大球”。4月10日至17日，美国队对中国进行了为期1周的访问，并于4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就在这次接见的当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了5个对华政策新步骤，从实质上结束了长达20年之久的对华贸易禁令。3个月后，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发表了有关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联合公报。

历史证明，“乒乓外交”的历史意义并非仅仅在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它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日本乒乓球协会就邀请中国参加名古屋世乒赛同中国乒乓球协会达成了一个会谈纪要，其中包括日方从一开始就主动提出的承诺，即遵守周恩来总理1958年7月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提出的“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也就是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日中两国关系的恢复。纪要签署后的第2天，即1971年2月2日的《朝日新闻》就发表评论说：“日本方面承认了政治三原则，这就打开了日本和中国进行‘乒乓球交流’的道路。今后不仅是体育，在推进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交流时，也将继承这次‘乒乓球方式’。”由此可见，“乒乓外交”的真正成就在于，它开创了一个以人民之间的友谊促动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和解的成功模式，而这种外交模式的载体正是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障碍的国际体育交流。

“小球转动大球”的成功还告诉我们：现代外交是总体外交，不同领域的对外交往都要为国家的总体外交服务，而体育外交正是其中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的重要一环。体育在外交中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跨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属性能够在外交格局中实现求同存异，为矛盾双方创造建立沟通的结合点。因此，尽管美国乒乓球应邀访华在表面上看似毛泽东一夜之间做出的决策，但它的确不是仓促和偶然的举动，而是中美双方为各自争取外交主动而谋求交流与合作的必然努力。